陈能宽,两弹一星元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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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陈能宽 陈能宽,1923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慈利县江垭镇一个山沟里,在青少年时代饱尝了民族危亡的耻辱,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不断地激励着这位热血少年,他立志要找一条“救国之道”。他拼命学习,希望有朝一日能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陈能宽在常德隽新中学读初中,他对几何学十分着迷,受到该校一位几何老师的很大影响,为他日后进行金属结构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1939年初中毕业后,他以最高总分考取有奖学金的长沙内迁沅陵的雅礼中学。高中期间,他的英语和理科成绩都很好,1942年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入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即唐山交通大学)矿冶工程系学习。1946年大学毕业后, 他到天津炼钢厂当分析员。这是一个刚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接收的大厂,但当时的工厂烟囱不冒烟,面对这样萧条落后的工业,陈能宽不免黯然神伤。那年,留学考试刚好恢复,他和妻子裴明丽(唐山交大土木系毕业)考取了有政府支持的自费留学,抱着“救我中华”的热切愿望,于1947年到美国深造。
旅居美国期间,他借助奖学金只用了3年时间,就在耶鲁大学获得了物理冶金系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正当他学成准备回国时,中国被迫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使他有国难回。他先受聘于美国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后又到匹兹堡的西屋电器公司作研究员。在美期间,他经常与进步学生联系,1949年被选为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干事、留美科协学术小组联络人和耶鲁区会的负责人,为动员留美人员回国做了大量工作。陈能宽多次受到美国移民局官员的盘问,并对他施加压力。在压力下,陈能宽更积极参加许多留美华人爱国联谊活动。直到1955年秋,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达成“交换平民及留学生”协议,他才真正有了归国的希望。有些美国朋友对他急于回到贫穷落后的中国不解,他说:“新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没有理由不爱她。这种诚挚的爱,就象是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是非爱不可的,正如鲁迅的诗句所说:我是‘灵台无计逃神矢’呀!”。陈能宽终于在1955年11月25日,带着全家大小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从旧金山经檀香山、日本、菲律宾、香港,于12月16日抵达深圳,实现了回国愿望。 1956年起,陈能宽先后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后改名物理所)和中国科学院金属所任研究员。尽管各方面条件都十分艰苦,但他感到“给自己做事的幸福”。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会见留学回国学者时,高兴地对他们说:“你们这么年轻,回来给祖国做事太好了!”。
1960年夏季的一天,陈能宽奉调到二机部。“陈能宽同志,调你到二机部9院来是想请你参加一项重要的国家机密工作,我们国家要研制一种‘新产品’,我们想让你负责爆轰物理工作…”。这是李觉将军和钱三强、朱光亚等专家同他首次会面的一席话,使陈能宽立刻猜中了‘新产品’的含义。他想自己原本是搞金属物理的,可从来没有搞过原子弹。但在场的人解释道:“调你来没有弄错。我们中国人谁也没有研制过原子弹。人家说我们中国人10 年、20年也休想把原子弹造出来,我们应当有志气。” 陈能宽为了国家的利益,从此隐姓埋名达四分之一世纪。多年的科学积累和刻苦钻研,使他很快进入了爆轰物理的前沿,并逐步开拓了中国的爆轰物理专业。陈能宽率领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攻关队伍,在化工技术、聚合爆轰设计技术、“增压”技术、材料状态方程和相应实验测试技术等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1963年陈能宽率领一支更大的年轻的攻关队伍进军青海核基地。这时,刚到“不惑之年”的陈能宽已被任命为实验部主任和“冷实验”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在他的领导下,相继取得为进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核试验所必不可少的成果。1964年2月陈能宽被任命为二机部9院副院长。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他马上又投身于原子弹的武器和氢弹的攻关工作。 陈能宽被选调至二机部9院后,历任研究室主任、实验部主任、副院长、院科技委主任和博士生导师。在2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陈能宽“不辞沉默铸金甲,甘献年华逐紫烟”。1982年,由他领导进行的“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获得全国自然科学一等奖。1984年获国家发明二等奖,1986年、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6年他同邓稼先一起,作为国家级科技进步特等奖的领奖代表,登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接受国家的最高奖励。1980 年,陈能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6年,陈能宽被任命为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1987年他出任国家863计划激光技术领域的首席科学家。先后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8年,陈能宽兼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他的任务越来越重,从核到非核,从军用到民用,从近期到长远,对中国国防科技领域的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十分有价值的见解,为90年代,中国建立军民结合新体制作出重要贡献。陈能宽于1997年6月15 日在第4届全国激光科学技术青年学术交流会上提出:“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时至今日,面临着“复杂”的环境中的挑战,促进学科间的碰撞、交叉与融合,促进整体性认识,激发科学新思想,已是中国科学家需要再思三思的问题”。
他199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自1964年起,他先后任第3、4届全国人大代表,第5、6、7、8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0年6月至1955年6月期间,陈能宽先后受聘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机械工程系物理冶金副研究员2年,助理教授3年,从事金属物理研究。 当时,金属物理学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金属宏观特性的微观机理研究正在深入,金属晶体塑性形变和位错理论已渐趋成熟,但还缺少细致的直观检验验证。 陈能宽以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睿敏的思维遨游于金属晶体空间,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从他在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学术论着中不难发现,他对待科学研究,甚至于对待人生的严肃和执着求索的一贯宗旨和信念,实际上发轫于这一时期。在这期间,陈能宽曾与3位美国学者发表多篇论文。陈能宽与R.Maddin合作发表了“金属单晶体范性形变的几何学研究”,他们观察到室温下体心立方金属钼变形后的亚结构,有别于铝、铜、镍等面心立方晶系的结果。陈能宽与R.B.Pond合作共同发表了“铝中滑移带的动态形成”;与K.T.Aust共同发表了“取向差对铝双晶体范性形变的影响”。他与R.B.Pond合作发表的金属晶体中滑移线传播的微观电影显示是金属物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创举,陈能宽在美国金属学会学术会议(1952.10)上宣读这一论文后,当即引起了《纽约时报》科学记者的重视,迅速给予新闻报道。W.T.Read主编的《晶体中的位错》和Charles S.Barrett等主编的《金属结构》(结晶到方法、原理和数据)等专着均引用这些结果。1955年6月,他应物理学家C.Zener的聘请,到西屋电器公司研究实验室任研究工程师。 回国后,为适应经济建设急需,陈能宽的大部分研究内容偏重于能较快得到应用者,他与合作者周邦新等研究人员进行了硅钢片的加工结构与再结晶结构的研究,并在铁硅合金中获得立方结构的形成,发表了“铁硅合金中立方结构的形成”等论文。1959 年,陈能宽和金属所李薰、龙期威等曾提出“建立晶体缺陷和金属键统一的金属强度理论”的建议。1960年3月,陈能宽和陶祖聪受中科院委派赴前苏联学术考察2个月,就金属强度等方面的问题与苏联同行进行详细有益的交流。
随着原子弹、氢弹相继研制成功,9院在核武器科技高峰的攀登上却没有停顿。陈能宽把注意力集中在核武器的进一步安全、可靠、小型、轻量等方向上。他通过调研分析,力主开展中国新一代起爆方式;支持不同相态特种材料的充分利用;参与“外套”与“内容物”适配性和相容性研究。他也不放过看似细小却很关键的技术细节,例如金属与炸药的粘结,武器化工程因素对核武器动作的可能影响等…… 1966年10月,“东风二号”导弹从酒泉基地起飞,携带原子弹弹头在罗布泊上空核爆炸,验证了原子弹中的各种精巧部件确能随弹道飞行恶劣环境的考核。为了确保沿途居民绝对安全,国家采取了兴师动众的疏散措施。试验成功之后,周恩来总理希望9院能寻找和创造一种替代方法,不用真正的核爆炸,但又能严格考核核装置在飞行环境下的各项性能。 早在设计中国第一个原子弹初期,王淦昌、陈能宽等人就有一项“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的物理成果。这一成果也包括一种可能途径,即通过非活性材料的爆轰,来判定换上活性材料后能否实施正常的核爆炸。 然而,要把这一思想应用于体积严格受到限制的弹头上,需要设计特殊的遥测系统,这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工程。这时的陈能宽已是主管武器研制的副院长。他与龙文光、俞大光等带领一批工程师和电子学家,组成默默无闻的攻关队伍。从失败到成功,从炮场到导弹靶场,历经十余春秋,周总理所期待的“替代方案”终于被我们完全掌握。70~80年代,中国核导弹从近程、中程一直延伸到洲际,都改用这种新方法来获取定型数据。陈能宽带领摸索出的一整套冷试验的物理思想、方法、技术途径直至工作制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科学实验方法。从以上不难看出,陈能宽不仅仅是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而且还善于带领队伍把物理成果转换成工程成果,把科学技术转换成战斗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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